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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李骁找工作，机会像潮水一样涌来——将近20个面试、5个offer，他最后选了位于西雅图的亚马逊。西雅图当时已被称为“第二硅谷”。这座美国西海岸的城市在硅谷北边1000多公里的地方。自上世纪80年代起，较低的税率、租金和丰富的高校人才吸引科技产业在这里集聚，包括亚马逊和微软。李骁抵达西雅图的2017年，亚马逊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重塑城市的轮廓：40多座办公楼嵌入市中心，容纳4万余名员工，深蓝色玻璃幕墙与一幢幢高楼，逐渐覆盖了过去缺乏修剪的草坪和老旧停车场。在所有已经或正在建成的写字楼的位置，公寓、餐馆迅速生长。

　　2020年毕业时，科技大厂的工作唾手可得。“面试遇到的很多都是网上的原题。”邓菲和身边“半吊子转码”的同学都很快找到了工作，而且邓菲手握好几个顶级大厂offer，随便挑。邓菲选了一所被大家视作“梦之厂”的科技巨头，那里公认薪酬高、加班少。作为应届生，邓菲能够拿到一二十万美元的年薪；上午10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很少加班。她可以在工作时间去理发、做美甲、看医生，请年假也从来不用犹豫。邓菲记得有一次周六回公司交代码，正好碰到组里的同事，对方看见她，一脸惊讶：“你周末来公司，唯一合理的原因，是用打印机打印你自己的东西，但绝对不应该是来工作的。”

　　这次大厂扩张有特殊的背景。疫情把生活推向线上：远程办公、在线购物、云服务突然变成刚需，科技公司和投资者都看到了增长机会。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的财政与货币刺激政策让扩张看起来顺理成章。薛小敏当时还在读本科，2021年大三暑期到亚马逊实习。她记得，那时候“留用”几乎没有难度。亚马逊会给每个实习生配一个为期三个月的项目，难度被刻意控制在一个安全区间：不会太难，也不会太重要。“只要待够时间，基本能完成。”她说，九成以上的人都能拿到留用的全职offer。

　　只是，形势的逆转比薛小敏想象得更快。2022年下半年，科技企业开始急踩刹车——随着美国通货膨胀抬头、消费热情减退，科技大厂们发现上一个年头的疯狂扩张不但没有带来预想中的收获，反而成为累赘。2022年Meta宣布将裁员1.1万人。Meta总裁扎克伯格在给员工的信中说：“疫情之初，世界迅速转向线上，电子商务激增带来巨大的收入增长。许多人预测，这将是一种永久性的加速，即便疫情结束后也将继续。不幸的是，事情并没有像我预期的那样发展。而且宏观经济下行、竞争加剧、广告业务下降导致收入远低于预期。我错了，我对此负责。”

　　据美国就业咨询公司Challenger，Gray&Christmas的统计，仅仅是2022年11月，整个美国科技行业就有52771个岗位被削减，创下自2000年有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其中亚马逊宣布裁员1万人，四个月后，谷歌也宣布裁撤1.2万人。自此，美国科技行业的裁员潮一直没有停歇——也许用潮水来形容已经不再贴切，因为它更像一种气候。Layoffs.fyi的数据表明，2023年美国科技公司裁员进一步升至约26万人，而2024年也有超过15万个岗位被削减。

　　比如亚马逊，虽然几年内多次裁员，但每个月都会播报一个大手笔的AI项目投资计划，比如两个月前，他们刚刚宣布投资500亿美元，为一个重要客户——美国政府——搭建部署人工智能的云服务。一家科技大厂的员工杜琳说，她最近开车在湾区出行，路边广告牌、公交站灯箱，上面都是与AI相关的产品和AI公司广告。她所在的公司也正在把原本分散在各条业务线、各自训练和维护的传统机器学习系统，往一个更“中心化”的平台迁移——通用“大模型”。

　　但压力也更大了。一是团队很年轻，1998年、2000年出生的人很多，职级却不低。二是节奏更快。以前一个新功能上线，通常会分批放开给用户试用，从1%到5%，再到10%，用一两个月时间验证可靠性，现在流程被压缩到极限。“他们会问你，能不能一周内就推给100%的用户？”截止日期一次比一次紧。按照规定，她仍然可以下午6点下班。只是她发现，“组里好几个人都干到晚上10点甚至11点”。她说：“但他们升职也很快，所以对他们而言，这种压力不完全是负面的。”她也会自发工作到很晚。

　　在何松看来，这种“卷”的状态背后，是整个AI行业还没有形成清晰的“领头羊”与成熟范式，没有人能明确回答“什么最值得做”“投入产出比最高的是什么”。于是大家只能在不确定里对齐。“你有这个东西，那我也得有，不管好不好，就像无头苍蝇。”节奏越来越快，产出却未必成比例。再加上新业务组织不成熟，会议和沟通消耗很大。何松认为，AI领域产生了很多看似是机会的泡沫。“热钱涌进来，确实会有一波热火朝天。但热火朝天不等于赚钱。”

　　43岁的杰里米·巴克（Jeremy Barker）是美国佐治亚州一名从事软件开发的工程师，他告诉本刊，这种现象在美国的普通人当中“真实存在”。他是一个大学辍学生，第一份工作是麦当劳店员，20多年前，他通过在数码产品店打工积攒电脑技术，终于“擦边”进入科技公司做一名技术员，拿到9万美元的年薪，看起来，几乎要步入中产了。但是今年，他随时可能被裁员。他有1.2万美元的信用卡债务要还，每个月要付1000美元的房贷。他的一个房间里的热水器漏水，为了省钱，他硬是四年来每天用管子抽水，也不愿请专业人员，花1200美元修理。“我们都生活在这样一种现实中：一个突然的变故，可能会瞬间把我们击入谷底。”

　　邓菲是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这个词的。很多人在网上说“斩杀线”斩不到华人：华人更爱储蓄，也更习惯给自己留后手。李骁失业前，邓菲和丈夫年薪加起来约50万美元。即便在最宽裕的几年，她也从不买奢侈品，工资主要拿去做理财投资。但她还是担心自己的未来：“如果我没有足够好的财务规划，我们家一个月房贷就要7000美元，水电费加起来也得一两千美元，然后吃饭加起来又得两三千美元，一个月就是1万美元的固定支出。如果真的是两个人同时失业了，我觉得确实会被瞬间‘斩杀’。”

　　何松举了看病的例子。他购买的高级医疗保险可以覆盖八九成的费用，但是剩下的账单，依然贵得令他瞠目结舌。妻子有一次去看急诊，情况并不严重，在医院里待了不到两个小时，最终收到的账单却接近6万美元，保险报销后，他仍需支付四五千美元。还有一次他踢球时受伤，伤口只有一厘米，缝了三针，这个在国内“随便找个小诊所就能解决”的事，在美国却变成了一连串账单，前后一共六张，累计金额超过7000美元，最终自付将近1000美元。

　　如果后面自己也被裁，邓菲说自己就会把回国提上日程。她在心里演练过这种可能性，甚至有点期待。多年的打拼让她意识到，美国虽然适合挣钱，但给不了她想要的“躺平”。“我更想大部分时间待在家乡，偶尔旅行、见朋友。洗浴，吃街边小吃、外卖，随时能看病，这些都是在美国无法获得的烟火气。”她已经和家人达成共识，一旦准备生育小孩，就会直接回国，至于未来是否还会再回美国，她也不知道。那个十年前盛行的“大厂美国梦”，在她这里已经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