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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2月12至15日，笔者作为德国外交委员会的嘉宾，被邀请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慕尼黑安全会议（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简称MSC）一直被称为安全领域的达沃斯论坛。冷战时期，它是西方阵营内部的安全协调平台；冷战后，它一度承载着对合作型国际秩序的想象；而在当下，各方并不急于形成共识，而是试图通过公开表达，测试彼此的底线与耐受度。作为欧洲战略焦虑的放大器，它也逐渐成为了大国竞争走向的风向标。

　　近年来，关于慕安会，最早走进大众视野的发言，便是2025年会上美国副总统JD Vance说“欧洲面临的主要危险是源于其内部民主规范的侵蚀”。这番讲话，坐实了MAGA对于欧洲右翼民粹运动的支持。今年慕安会的主题是Under Destruction（“被破坏的欧洲”），意在讨论国际秩序遭到破坏之后如何重建。结合这两年的讲话来看，在欧洲视角下，失去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正处于被破坏的状态，并且已然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

　　以光刻产业链为例，德国蔡司（ZEISS）处在一个典型的“三重拉扯”中：它既深度嵌入以荷兰ASML为核心的先进光刻生态，长期处于美国与其盟友对华出口限制讨论的聚光灯下，又急于填补中国半导体市场对先进制造环节持续存在的设备与能力需求。在美国对华科技限制的摇摆和约束下，德国企业确实可能采取更“可拆分、可隔离、可合规”的组织方式来降低合规与政治风险，例如将不同技术层级、不同地区业务、不同服务模块在公司治理与供应链上做更清晰的隔离，而这类做法在全球出口管制压力上升的背景下并不罕见。

　　以汽车产业为例，智能电动车时代对电池、软件与智能驾驶的要求，已远超德国传统工业体系的既有能力。在这些领域，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大的市场，还具备高度完整的产业链与极快的技术迭代速度。对德国企业而言，与其说这是“选择中国”，不如说是在缺乏可行替代方案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功能性嵌入。这种嵌入并不意味着战略靠拢，更谈不上价值认同，而是一种高度工具化、去情绪化的产业现实主义。它所反映的，恰恰是德国在全球产业重组中的被动位置。

　　这一被动位置，在2026年初美方对华科技限制政策呈现摇摆性的背景下，更为明显。例如，路透报道提到，在美中出现贸易缓和趋势的背景下，一些原本在酝酿中的对华科技限制被暂缓或者搁置，这显示出保护主义贸易政策并非线性加码，而是会随着交易与谈判而变得“可逆”。这种不确定性反而放大了德国企业的风险，因为企业最难应对的不是“明确的禁止”，而是“许可制度下可变的政治裁量”，因为它会把商业决策变成一种彩票式的地缘政治押注。

　　如果说德国的焦虑是欧洲处境的集中体现，那么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欧洲对自身在国际体系中角色的认知，正面临一个日益扩大的期望差距。长期以来，欧洲习惯将自己定位为一种“规范性力量”，相信可以通过规则、制度与价值输出来塑造外部环境，并在此基础上维系自身的安全与繁荣。然而，俄乌战争的持续消耗，正在系统性地侵蚀这一自我认知的现实基础。军事能力的结构性不足、产业竞争力的相对下滑，以及在能源、技术与安全保障上的高度外部依赖，使欧洲在大国博弈中愈发暴露出“规范多、杠杆少”的困境。欧洲的战略自主在战争中并未得到强化，反而在安全、能源和财政层面被进一步“锁定”在对外部力量的依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