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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颇具代表性的现象是，今年上半年，即便股市已显著修复，股权风险溢价相较于处于低位的债券信用利差仍处于较高水平。”马韬表示，这种大幅背离在过去十余年中仅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2013-2014年，债券信用利差先降至低位，随后股权风险溢价跟进下行；第二次是2018年底至2019年初，债券信用利差已处于低位，之后股权风险溢价逐步上行再跟上；本次则是第三次因股权风险溢价与债券信用利差逐步靠拢带来的股市行情。

　　马韬表示，多数观点认为，宏观经济正处于逐步修复阶段。自去年9月24日以来，信用派生过程亦逐步恢复，近期M1增速持续超出市场预期，这一现象背后既有财政政策发力、债务化解期限调整的影响，也与前期积累的大量贸易顺差逐步结汇、转化为企业手持现金密切相关。我们注意到近期实体经济中已涌现出诸多新的供给。从这一角度来看，随着统一大市场建设及反内卷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预计无效新增产能的增速将有所放缓，现存股权资产的价值有望逐步凸显。

　　从国际层面来看，值得关注的突出因素是，尽管当前最活跃的投资集中于人工智能相关领域，但无论是芯片、服务器、电力还是液冷等，似乎仍局限于信息技术行业。我们通过逻辑推演可以预期，在美国15%左右的加权关税税率水平的背景下，美国工业品价格中枢将逐步上移，进而可能带动其制造业相关的产能投资。从美国最新的CEO调研结果来看，尽管市场感知到美国经济存在下行压力，实际销售表现还是强于就业；而对于资本支出，美国主要大企业普遍持积极态度，且这种态度不仅限于信息技术领域，在机械、建筑等其他行业也有所体现。这一趋势对全球范围内的中业或将形成显著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