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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营建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则是多学科知识的集成应用。这些早于现代学科分化之前便已存在的工程活动中，并不存在所谓的因专业壁垒而阻碍匠师们博采众长和密切合作，促成了营建活动高度的有机、整体性。这一传统值得重新审视，并从中汲取有益的元素。近代以来，尽管“营建”并未被用作学科、专业名词，但关于其内涵的探究并不曾停止。梁思成先生提出“体形环境”理论，并提议将清华大学“建筑工程学系”改为“营建学系”，认为建筑教育不仅是培养设计个体建筑的建筑师，更要造就融通整体环境的综合人才。这一观点更进一步体现于吴良镛先生所提出的“广义建筑学”概念中：把建筑与自然、环境、人、城市设计融为一个整体，以“良好的居住环境的创造”为核心，“向各方面汲取营养的融贯学科”模式，从“建筑天地”走向“大千世界”。

　　“巨型工程理论”的提出，推动来了国际学界对工程管理学科的理论创新和跨学科研究。为了更精准的应对当前我国城市建设的挑战，应该更多的关注城市中观尺度、工程管理层面的研究。通过我们多年的实践发现在约两平方公里的尺度中，能够实现相当规模的、较为完善的城市建设功能；而在中观尺度视角探讨空间设计和工程实施，则有助于打破传统建设管控中仅孤立考虑红线范围内单体建筑的惯常模式，从而缓解规划与建筑设计之间的脱节。事实上，城市建设工程本身无法按专业、学科分类而得到清晰、明确的边界。设计中，全领域与全要素的对接是一套极为复杂的体系，现阶段的规划和建筑设计条件、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行政文件并不能完全适应这一挑战；有必要在单体边界模糊与群体功能复合的发展趋势下，探讨如何在现有行政管理体系中推进建设管控模式创新。

　　“城市大型复杂工程”概念的提出是基于近二十年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工程实践，甚至可追溯自我研究生阶段起就开始的体育建筑研究以及多年来关于大型体育场馆及大型公共建筑的设计实践，我们会在更综合、更整体的视角下理解建筑与环境的关系，并将关注点拓展至城市重点片区设计。基于以上背景，从跨学科的视角提出“城市大型复杂工程”概念，研究内容包括可持续决策框架、设计方法、技术体系、设计导控及评价指标和工具，旨在从城市复杂性出发探讨可持续发展路径，思考什么才是最优的营建模式，以期超越单体建筑的形态与构造——虽然后者极为重要，但更希望在“接合部”找到高效便捷的方式，推动营建模式和方法创新，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

　　“城市大型复杂工程”既包括大型体育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也包括城市重点片区。针对城市大型复杂工程的战略性、综合性、长期性挑战，创建“精明营建”理论：提出科学决策-集约建设-协同治理的总体框架，整合规划设计与结构、施工技术，系统构建理论、技术与实践一体的创新体系。该理论将复杂性理论与当代规划设计实践相结合，推动多学科融合，以期实现低碳、绿色、生态、韧性以及集约、紧凑与高效的发展模式。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工程体系中兼顾集群建设管控与弹性指标控制，整合多项技术与形态逻辑，系统性、综合性地提升系统的适应性和科学性。

　　空间结构优化策略主要通过强度提升、空间塑造、功能混合和交通梳理等方面展开，首先，优化路网，引入街区新理念，匹配商务中心区定位；其次，提升高度，打造丰富、协调、多层次的城市天际线；门户、绿轴、岛尖三大标志性场景提升优化。通过以下三方面实现集约高效策略：优化骑楼灰空间街道体系和街道尺度，实现地铁站点5分钟范围内便民设施全覆盖，构建建筑间地上地下立体慢行系统。功能复合策略则是针对软土地基条件，团队重新评估了建筑高度与密度配置，提出面向地质特征的适应性开发策略，规避大面积地基处理的同时，提升了单位土地的开发效益，降本增效，获得了政府与开发方的认可。生态韧性策略的实现则是通过：开敞城市绿地衔接、优化重构公共空间体系，增加2处显著的南北向的城市绿廊，形成与盛行风向一致的城市通廊，提升气候适应性；单元绿量平衡、引入建筑立体绿化鼓励措施；内河涌堤岸45°剖面控制，增强河岸腹地蓄洪潜力；通过对岭南地区气候特点及传统街区、建筑形态的研究，提出适应岭南气候的街区形态控制目标，实现降低建筑能耗、连续步行友好空间、增加建筑抵御灾害的能力。

　　这一实践进一步推动了对南沙区域、尤其是类似地质条件片区开发模式的思考与研究。2024年，团队开展了南沙区土地开发强度优化与重点片区建设指引研究，将地质条件（软土层分布广、厚度大、含水率低，以及可用作持力层的基岩埋深大）作为核心考量因素，反向推导适宜的土地开发强度、功能布局和建设方式。在项目实施中，引导地块建设向集约用地模式转变，提高单位土地利用效率，降低软基处理成本，平衡土地开发效益与施工成本、难度；另一方面，从建设时序、联合共建等多角度促进街区营建的整体性和高效性，对类似片区的道路、场地沉降等常见问题的应对有重要实践意义。这一研究不仅有效促进了片区高质量发展，也为未来类似地质条件片区的开发提供了借鉴和方法指引。

　　基于对产业导入和基地条件的重新解读，团队提出“小街区密路网”“街道空间一体化”等集约紧凑设计策略，控制地块尺度，提升路网密度，有效促进活力街区的形成，并增加可开发地块数量，有效促进了更多总部企业的引入。同时，由于区域内基岩埋深较浅，按照原有规划进行地下空间开发，则需要开展基岩爆破工程，建设成本高；基于此，通过加强公共交通系统，控制机动车配比指标，减少了地下室开发层数，优化地下空间容量，结合地铁综合发掘地下空间价值，在降低地下空间建设成本的同时，显著提升了地块利用效率和开发总量。突破单一地块的建设范畴，促成街区内多个开发地块的空间系统联结和工程协同实施，有效提升了城市公共空间的系统性。这一实践表明，在资源利用不集约的情况下，通过高密度与精细化设计可有效激发发展动能，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效益的综合提升。

　　在城市大型复杂工程的研究与实践中逐步发现，通过机制创新，可有效降低跨学科、跨专业协同的难度。2015年，结合地方规划制度，团队改进既有咨询框架，推动“地区城市总设计师”制度实施，以期从工程实践与空间治理结合的视角弥补传统建设管控模式的不足。在这一制度的支撑下，创新性将前置式导则体系纳入法定化实施，从而保障公共利益，提升综合效益；并通过弹性管控与动态跟踪，鼓励开发地块以提高环境效益为目标，塑造多样化、高品质特色公共空间，实现高效统筹与精准导引。借助地区城市总设计师制度的多专业、多部门、多业主协调，整合空间和工程要素，有效落实集约、可持续等城市设计理念，既在保障公共利益和环境品质的核心原则下，赋予地块设计团队更大的创作自由度，也为整体区域的高质量营建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机制也进一步支撑了“精明营建”和“城市大型复杂综合工程”等理念的实践推广，为建构城市新秩序、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